故老相传，生性多疑的魏武帝曹操，为了避免身后安宁遭到骚扰，在漳河一带造了七十二个疑冢，让盗墓贼因摸不着头脑而止步。这个流传千年的历史传说，随着中国官方考古界于去年证实在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了曹操高陵，终于走进了历史。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波波对官方说法的质疑声浪，使曹操高陵的真相罩上一重比七十二疑冢还要令人困惑的疑云。

　　自从河南省文物局于去年12月27日在北京向新闻媒体公布曹操高陵在河南得到考古确认后，围绕高陵真伪问题的争论就一直不绝于耳，学术界也因此分为了“挺曹派”与“反曹派”。近日，在苏州举行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倪方六等23名质疑曹操高陵造假的学者更是卯足了劲，从各个方面对高陵的真实性进行反驳，把“反曹派”的质疑声浪推上了新的高潮。

　　面对“反曹派”学者的质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考古研究所铭刻专家赵超等官方学者，针锋相对地做出了批驳。而中国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也指出，到目前为止，质疑不会影响之前的官方认定。国家文物局还透露，曹操高陵已正式申请纳入国家级文保单位，正在等待评选。

　　相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挺曹派”与“反曹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胶着状态将会继续存在。除非包括官方学者在内的“挺曹派”能拿出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否则很难消除“反曹派”的疑虑。同样的，以民间学者为主的“反曹派”也必须拿出更具说服力的反对论据，否则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是不可以推翻官方认定的。

　　一般而言，涉及高度专业知识的考古发现，是不容易造假的。此次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之所以会引起轩然大波，关键应该不是高陵本身的真伪，而是其宣布过程违反考古作业程序，因而启人疑窦。按照标准的程序，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应该是先公布全部的原始材料，然后作出权威判断，再由规定部门公布最后的结论。可是，曹操高陵的信息公布，却是先由河南考古学界在北京向媒体发布，而不是由国家文物单位正式宣布，其仓促草率和权威性，一开始就不仅让业内人士不服，连包括媒体在内的公众感到意外，引起舆论哗然也自然在所难免。

　　此外，在考古学界还在为高陵真伪争论不休之际，河南方面就放出风声说，“曹操高陵展馆”定于9月份对外开放，门票价格初步确定为人民币60元。当地准备利用高陵发展旅游业，搞经济创收的目的极其明显。如此赤裸裸追逐利益的行为，加上高陵考古发现宣布过程的“戏剧性”，难免引起公众的质疑。

　　曹操高陵真伪风波暴露的最大问题是，经历过“三鹿毒奶粉”、“华南虎照片”等有官方单位涉及在内的公然造假事件的中国公众，对政府行为已经充满了不信任感，因此哪怕高陵确实是真的，但因为是官方宣布的，所以公众有理由怀疑它是假的。

　　当今中国社会，造假之风盛行，身份可以造假，学历可以造假，博士学位可以造假，涉及人身安全的食品、饮料、酒类等都可以造假。而在这种种造假背后的驱动力量，就是唯利是图的个人利益与商业利益。由于中国社会的官商结合特点，为了追逐利益而造假的背后，几乎都少不了官方力量的身影。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中国政府在打击造假行为方面，虽然用力不小，但是收效不大，2008年震惊海内外的“三氯氰胺毒奶粉”事件在两年后的今天卷土重来，就是一例。

　　孟子名言“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所说的现象，已经出现在中国社会。而曹操高陵的真实性之所以受到广泛质疑，应是中国政府公信力在公众心中濒临破产，在考古领域所暴露的冰山一角。

Singapore联合早报

● 薛理泰

　　两年前，中国与亚洲国家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亚洲国家踯躅而行时，也受惠于中国甚多，以后经济快速也唯有寄希望于中国。然而，中国在亚洲影响力却远逊于美国。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在东亚峰会上就南中国海主权作出针对中国的表态时，与会国家一致响应，中国陷入空前孤立。

　　南海争端仅是美、中对峙的缩影而已。如果此事发生在其他地域，中国处境可能更加尴尬。之所以如此，同美、中战略博弈有关。

　　不久前美国承认，上世纪后半叶，华府迭次预测北京举措，几乎全错。美国决策机制相对健全，犯错却层出不穷，似应归咎于下列因素：

　　其一，东西方战略文化不同，华府对北京决策流程雾里看花。这也适用于朝鲜、越南。北京也存在这个情况。不过，美国重大利益遍布全球，而中国将中、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以此，华府对北京的隔膜感甚于北京之于华府。

　　其二，涉外战略取决于领导人的大战略水平，是“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 在起决定性作用。美国侦察和监视系统擅长“定量分析”，在大战略层次却用处不多；而“定性分析”恰是北京长处。仅就美、中关系而论（不涉及全球战略），北京在斗智时略占上风。

　　其三，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崛起草莽，终至建立全国政权，乃“大浪淘沙，硕果仅存”的精英，洞察力和经验非常人可比。而美国总统及高官往往昨天还是平民，今天就主理政务，同东亚人杰斗智时洞察力不免稍逊一筹。

　　其四，美国决策过程相对透明，还受到舆论左右，北京评估其决策不难有个大致的走向；而北京决策刻意保持模糊，国内环境封闭，决策处于“黑箱作业”。华府难于揣测北京决策流程。

　　其五，华府惯于单向思维，不屑于从别国领导层的立场着眼，而一厢情愿地预测他们如何决策，岂能准确判断呢？中国同强者抗衡，势必“换位思考”，而且保密措施严谨又实行战略欺骗，不易为外界揣测。北京相对容易做到“知己知彼”。

其六，美国财雄势大，认为技术和资源优势可以弥补危机初期的过失，因而在危机初期只求作出有力的反应，却未必选中最佳方案。而中国技术和资源占劣势，回旋余地小，须循最佳方案，亦即“慎重初战”。

　　建国精英相继凋零。当前北京领导人多数是按照绩效循序提级的技术官员。擘划之智有余，开辟之才不足。在大战略层次上，他们的视野、见地和经验均非当年毛、邓可比，同老辣的美国政治家相比，前述优势已经削弱并将继续褪色。

　　今夏以来，从黄海军演到南海争端，华府迭次出牌，均非北京所能逆料，事后应对，也多有不当，以致形格势禁，即使在处理周边国际事务时，也动辄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趋势。鉴此，美、中战略博弈的走势似乎是北京渐居颓势了。

　　关于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过去中国强调社会制度先进性的重大作用，近年又转为强调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在国力发展遇到瓶颈的关键时刻，社会制度的属性或者以GDP为支撑的综合国力，并没有起到重大作用。相反，从某个侧面看，一部历史充斥着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或以野蛮战胜文明的记载。

　　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即胜者有正确的战略作指导。国家兴衰的决定性要素是领袖的智慧以及由领袖制定并为精英群体接受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正确与否。

　　比如，若论军事力量之犀利无双，民主体制之合乎民心，决策机制之科学合理，财经、科技、教育、工农业之雄厚发达，当代应该数美国为最，环球无出其右。上世纪末，美国国力傲视世界，举世莫与匹敌。不足十年，金融海啸爆发，美国在国外苦于反恐战争迟迟不能结束，在国内患于经济欲振乏力。客观要素并无变化，造成变局的亦即当年华府战略评估上的缺失。而奥巴马强调“巧实力”，几个回合下来，在亚洲事务中又由被动转为主动。此即一例。

　　盱衡全局，美、中在中国周边区域抗衡，其源盖出于美国对中国累年综合国力剧增，呈现骎骎乎直追美国的势头的隐忧，以及美国忧虑中国日后在外交上益发咄咄逼人，以致干扰其海军在国际水域的活动，甚至威胁到自中东至东北亚的石油运输。加之，中国军界在书籍和讲话中关于要把美国从龙头老大的地位赶下去的呼声，促使西方战略界对于中国威胁论的警醒。

　　去冬笔者在题为《盛世危言：中国周边危机四伏》的文章中谈到，一旦中国位居“老二”，亚太国家在国际风波中的立场波诡云谲，中国的对立面就不仅是“老大”、“老三”、“老四”，而是包括“老八”、“老九”以及未入流的国际社会的小脚色了。设若西方世界作出了中国已经处于强势“老二”的地位并且迟早将取而代之“老大”美国的战略定位，则中国必然会面临一连串的严峻挑战。惜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一战略预估，不幸而言中。

　　当前美、中两国对峙已经从黄海波及南海，伊于胡底，尚未可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被强敌横刀夺爱，史有先例。甲午战争前以及全面抗战前，就是中国国内百业兴旺、国势蒸蒸日上的两段历史时期。不旋踵，历史进程遭遇拐点矣。往者已矣，来着可追。北京自须打点精神，作一番系统研究了。

作者是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中国官方媒体昨天发表文章解读国民心态，指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在使中国人享受到了前所未有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让国民沾染上了前所未有严重的“骄”、“娇”二气。

　 　这篇由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叶海林撰写的文章发表在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上。文章指出：“我们一直以来在呐喊，世界误读了我们。我们一 直以来也在反思，中国误读了世界。但是，我们也许还未充分地扪心自问，是否，我们误读了自己。而误读的根源，或许就在于国民心态上的一些‘毒源’。”

　　文章说，误读与“误毒”只有一字之差。误读是一种常态，因为“误毒”无处不在，如一种病毒潜藏在每个人的体内。“不承认、不反思自己身上的“毒”，我们就将继续误读中国，误读世界。”

自信成为自大自傲

像毒品侵蚀理智

　 　文章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 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应对外界的误读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而这种强硬的背后是我们在三十年高速发展后形成的对自己独特性的心 理认知。悄然间，我们对自己主要成就的自信逐渐变成了对全部变化的自信，甚至是自我迷恋。”

　　文章质疑“世界误读中国”的说法，指出中国 国民已“不再谦虚”、“不再含蓄”、“不再容忍”：“即使是我们在为和平崛起辩护的时候，亦往往是照本宣科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类的理由念上一 遍，别人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知道，好像也不太在乎”，“谁敢批评我们，我们就算不当场翻脸，也会在国内媒体上刊登大段文章指责别人发出‘反华’妄言。”

　 　“别人说我们咄咄逼人动辄‘展示肌肉’，我们说别人不承认我们已经崛起这一既成事实；别人说我们战略意图不透明，我们说别人搞不懂什么叫作‘韬光养 晦’；别人说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环境问题，我们说别人刚污染完了地球就来对我们正当的发展权利指手画脚实在虚伪……近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 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文章认为，中国国民心态中的这种“毒”，来自于自以为是的“独（独特性）”。“在国内，我们认为能够靠警察和拆迁队同时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相信 我们的环境和资源能够无限制地为经济奇迹提供物质基础，我们甚至相信会毒得死鱼的水对人无害。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既然只有中国能在30年里创造 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那就一定存在着我们现在只是还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模式’”。

　　“在国际舞台，我们大力宣扬中国能实现和平与崛起的并行不悖，甚至开始执拗地要别人放弃‘强者必霸’的逻辑，改信我们的善意——尽管4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内容。”

　 　文章说：“我们的‘独特性’并无多少实际支撑，而我们却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 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今日中国社会内含的许多‘毒’实际上就是由于我们自以为是的‘独’造成的。”

　　文 章指出，“要治疗这种‘毒’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并不独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些我们能做到，比如我们能修起三峡开通天路，有些事情我们也 做不到，比如我们无法在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实现‘保八’，我们也无法在贫富分化超越公众忍受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

　　《国际先驱导报》昨天也发表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主持人杨锐的文章，指出如果强行把世界分成东方和西方，中国不免陷入冷战思维；如果认为中国的价值观不存在普适性，一味强调国情，外界对中国体制的怀疑会加深。

　 　文章指出：“我们文化上有糟泊，如对腐败的宽容，过于强调家长式的宗亲家族的亚洲体制；我们的经济大而不强，我们的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国民富而不贵，精神 生活贫瘠，缺少社会责任和基本良知，法律意识淡薄；但是，某些所谓政治和商业精英又缺乏政治自信，导致近两年精英阶层的巨大流失，表现为向国外移民数量的 剧增和无形财富的流失。”

　　文章引述一种观点说：“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于是，国人在文化上自恋，经济上自负，政治上又有些自卑。”文章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发人深省。”

● 郑永年
　　近日，有关中国的总体GDP已经接近或者超越日本的消息，从中国官方有关人士那里传出来，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少回响。人们都在思考着这个数字对中国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的意义。无疑，这个数字使得很多中国人感到无比的骄傲。一些人对中国何时能够赶上日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现在终于来了。实际上，一些人早开始关注中国何时能够超越美国的问题了。从不同角度来看，GDP数字的增加所能产生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效应非常直接，也非常容易理解。在海外的反应看来，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数字表明，中国的确已经崛起成为大国了。而中国的大国身份又有复杂的意义。一些人认为，中国要在外交领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时，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小国家的担忧也在上升，那就是，随着中国GDP超越日本，中国是否会趋向“霸道”？很多观察家在密切关切着中国官方乃至学者的一言一行。

　　海内外的诸如此类的反应倒是预期之中的。但是从中国的GDP发展模式，结合历史的经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更具有意义，那就是：GDP的增大可能不是使中国更强大，相反更脆弱了？GDP通常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标志，没有一定量的GDP就成为不了大国。按照学界的一般标准，GDP总量是大国的一个综合国力基本标志。但是，这并不是说，GDP总量越大，国家力量就一定越强。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因素。例如GDP的来源，GDP是否来自经济制度、技术的创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简单的经济规模扩张和财富的积累。再如GDP的去向，即所生产出来的GDP如何配置和使用。配置和使用得当，就可以有助于制度建设，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但配置和使用不当，反而会阻碍制度建设和可持续的发展。

GDP增大可能让中国更脆弱

　　从这些视角来看，人们不但不应当对中国成为GDP大国感到骄傲，而是应当对流行很久的GDP主义作深刻的反省。很显然，快速的GDP增长，不仅没有支撑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而是在快速摧毁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

　　近年来，人们开始大量谈论GDP主义，但GDP主义并不新鲜，它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或者说它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一种独有的心态。“落后就要挨打”，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各种精英们的一个共识。尽管衡量“落后”和“先进”有很多指标，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地发展，但很显然人们最终把经济总量（GDP）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人们所说的GDP主义。这背后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因为追求GDP符合各种利益相关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很清楚，一旦把GDP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那么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从中国近代史看，各种经济中心主义发展模式（例如“以钢为纲”和GDP主义）和制度建设之间总是存在着竞争，但最终都是以前者获得胜利为结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追求中国的现代化。从洋务运动以来，每一波现代化的重点，无一不是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当然，也不能说精英没有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不同时期，也有制度建设的一些努力。但客观的结局是，较之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显得困难重重，往往不了了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都取得了相当短暂而高速的经济发展，例如洋务运动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很清楚，经济发展并没有使得中国强大起来。

　　在毛泽东时代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GDP主义也曾经盛行过。大跃进、大炼钢铁、赶超英美就是典型的GDP主义。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忽视制度建设，在计划经济的制度构架内，以毛泽东为中心的第一代革命领袖，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和社会体制。可惜的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尽管是要改革之前的体制，但GDP主义则继承下来了。

制度建设不敌GDP主义

　　改革开放早期，GDP主义显现出其必要性来。毛泽东搞的是贫穷社会主义，虽然国家生产能力得到了提高，能够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和公平，但是大部分仍然生活在贫困状态。要改变这个局面，首先就要发展经济。如果说在其他制度改革方面，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发展经济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高度共识。从早期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小康社会”，GDP主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应当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改革者曾经努力进行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例如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政治改革，和1990年代大规模的基本市场制度建设。
问题在于，改革开放并没有改革近代以来的GDP主义，仍然把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而把制度建设放在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在这样一种改革思维构架内，各方把GDP主义推向了一个极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些年来的GDP主义是近代以来最制度化，因为它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党政官员的评介指标的核心标准。这在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也为了应付制度压力，各地方之间、官员之间纷纷竞争GDP，为了增长而增长，为了追求GDP，什么方法都可使用。这不仅导致了GDP中间包含着很多虚假成分，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官员为了GDP而不惜牺牲和破坏已有的社会制度。不难发现，从1990年代末期以来，每一波高速GDP增长都是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医疗卫生、教育、房地产等社会领域，都已经成为中国的暴富领域，成为GDP增长的来源。
　　有关部门对破坏社会而得来的GDP的有害性也是有认识的。近年来不断有政策出台来限制单纯的GDP追求，但是GDP的核心地位并没有丝毫改变。构建现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应属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建设议题之一。为此，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在进行，但没有一项社会政策改革的力度，是能够与追求GDP的巨大动力相比拟的。尤其是当制度建设与GDP主义的政策目标激烈冲突情况下，制度建设就常常会被无情撂在一边，甚至成为GDP主义泛滥的区域，例如停滞不前的公共住房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进程迟缓的社会制度的建设，远远弥补不了GDP主义对现存制度和社会的破坏。制度建设在GDP主义面前败下阵来，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阻碍中国成为真正大国的根源。

　　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制度建设更为重要。这是近代中国史的经验教训，但很难说人们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世界历史也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崛起的标志是制度建设，而非单纯的GDP。如果光说GDP，中国在1820年代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但很可惜，20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就GDP来说，英国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七国的GDP，还不到世界总体GDP的百分之十。英国的崛起是其内部制度的崛起，内部制度延伸到国际社会，造就了大英帝国。所以说，不是英国的GDP，而是英国的制度打败了清帝国。

　　中日战争也有完全一样的教训。日本的强大在于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新型国家制度，而非GDP。1895年，清朝败于日本，李鸿章到日本求和。日本将军伊藤博文就问李鸿章：“十年前，我和你谈论改革的事，为什么直到现在，你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李鸿章回答道：“我国的事务深为传统所限制。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力不从心，没有力量去达到我的目标。我为此深感羞愧”。今天的中国不乏改革者，但大凡多数改革者都有李鸿章当时的感觉：改革是必须的，但改革实在太难了。不过必须意识到，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么单纯的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也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也要预防历史悲剧的重演。

作者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

● 黄彬华
　　7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说：“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句话出自中国官员之口有两重意义：一中国官方已经确认，中国GDP此时开始已经超越了日本；二既然超越日本，再接再厉，所谓2019年超越美国之说也就更接近事实了。

　　这是国际间的一件大事。但是，中国的崛起既是势不可挡的事实，崛起现象迭起也已经成为常态，加上GDP超越日本早就在专家学者的预测之中，如此重大的国际势力重组，即使是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也就像台风眼的到来一样反而变得风平浪静了。

　　说日本拥有40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头衔被摘无动于衷，不可能是事实。但现实就是如此残酷，一是日本已经经历两个十年的“经济漂流”，不得不接受风水轮流转的考验；二是经济发展得靠规模经济，崛起后的中国有众多人口、广阔市场，加上后发优势的推波助澜，由中国这一后起之秀取而代之，正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虽然会有曲折，勇往直前的趋势将不变。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万9000亿美元，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5万1000亿美元，中国仅比日本小3%。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1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经济2010年全年能够实现10.5%的增值率。相比之下，日本今年经济增长可能仅有2.4%。这意味着，中国从第二季度开始就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另外，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NIESR）7月底发表的报告也说：“中国的GDP总额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它是以“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1.6%，美国为3.1%，今后中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美国为3%”为前提条件而得出“中国只需9年便超越美国”的结论的。世界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则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高盛的预测为2027年，JP摩根预测为2020至2025年期间。虽然时间有快慢，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则是异口同声。

　　英国《金融时报》似乎有意引用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经济分析师的话，来冲淡中国GDP独霸世界带来的冲击。他说，“这具有新闻价值，但没有经济价值。”

　　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投资者的立场，中国GDP独占鳌头确实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但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中国，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落后国家”的立场来看，能有今天的成就，不仅是改写中国历史的重要事项，也是修正世界发展史的重要一个章节。

始终是赶超的对象
中国崛起之后，固然有数不清的成就，但所有成就都比不上经济发展的具体和踏实。首先，中国成了贸易大国。接着，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后来，GDP也超越了日本，即将攀登世界经济的巅峰。虽然，中国没有把日本当“赶超”的对象，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个超越日本，即使外表不是走过去日本走过的道路，事实上还是沿着日本的道路前进的。
　　中日是毗邻，又有交错的历史关系，现在是竞争对手，将来也许是最紧密的合作伙伴，今后如何调整彼此关系就看两国是否真有合作的意愿了。

　　中国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曾经高喊“超英赶美”的口号，却完全不提毗邻的日本，当时也许真有人不把“小日本”放在眼里，但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日本不仅是心头的恨，同时还是心中首先希望要超越的对象。即使现在超越了日本，有自知之明的中国人还耿耿于怀，就是GDP超越日本也并不表示，中国的软硬实力已经接近日本，更不用说超越日本了。中国没有把GDP超越日本敲锣打鼓来庆祝，说明中国确实成长，更趋成熟了，这是值得庆贺的进步。

开始购买日本国债

　　中国GDP超越日本，对日本肯定是“一记闷棍”，但不会对其有毛发损伤，因为GDP只是一堆数字。从国富民强的实质角度来看，中国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而日本的国民所得（人均GDP），2009年统计是3万7800美元，而中国仅为3600美元，相差10多倍。日本国民所得一度（1993年）排名世界第二，2008年虽然掉落到23位（刚好在意大利和新加坡之后），依然把100位之后的中国远远抛在后头。

　　中国成了贸易大国之后，外汇储备激增，现在还成了世界最大债权国，可喜也可忧。中国被迫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最近还开始投资日本短期国债，也给日本增添一份喜与忧。喜的是日本国债开始有外国人进来认购。日本国债过去超过90%由国内机构包销，只有极小的份额（4.6%）销售给外国人，其中英国最多，其次便是中国。忧的是日本担忧中国增购日本国债可能别有用心，特别是在相互猜疑的情况下，买卖国债会对日元汇率造成波动。

　　由于中日缺乏互信，即使中国只是要分散投资，甚至只为外汇保值，都被怀疑要控制日本经济，说明中日关系还有待彻底改善。

不要只看“朦胧美”

　　中国GDP超越日本是事实，但GDP数字超越日本并不表示，中国人与日本人已经同样富裕、中国与日本的科技、生产水平、生活素质开始并驾齐驱，更不代表中国已经实现了“国富民强”的理想。因为具体事实表明，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及日本的零头，世界排名还与日本相差92位，经济水平实际还比日本落后几十年。

　　中国有人自嘲：中国的世界第一，其实是靠“人海战术”获得，就是庞大的人口、巨额政府投资方式拉动的，也就是“零钱聚总钱”形式，制造出来的“朦胧美”。批评也许刻薄，但能因此防止中国人“夜郎自大”，也不无价值。
国际间的评价更加苛刻，但不一定是嫉妒，更非在泼冷水。比如美国《华尔街日报》说，从若干指标来看，中国经济总产值已达到仅次美国的程度，显示中国已重回18世纪失去的在亚洲的军事、科技和文化强国的地位。
　　日本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苏拉巴曼说，日本即使滑落到世界第三，仍是一个富裕国家，作为“亚洲瑞士”的地位不会动摇。

　　美国的智库传统基金会学者史剑道说，中国GDP超越美国不会不可能，但要迈人中上收入国家之林，将是更加困难的事情。

　　西方学者多认为，中国不培养出一支有文化、有创造力的劳动队伍，并打造出支持创新的法律体系，如果放任既得利益企业扼杀竞争，中国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都容易在达到中等收入后变得停滞不前。

　　批评不是泼冷水。中国必须认清，GDP世界第一仅是第一步，继续改革开放，改造自己才是康庄大道，不论是把日本当竞争的对象，还是自强不息的镜子，日本都是中国的好伙伴。

作者是新加坡退休资深报人

● 邱震海
　　近来，围绕着广州方言是否会因推广普通话而被废除，在当地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甚至还引发了街头风潮。对此，无论是当地还是海外舆论，都有不少评论。有舆论称之为“公民行动”，因为其中有针对国家意志的元素；也有评论称之为“狭隘地方主义”，因为这一风潮折射了粤语地区人们某种程度的文化封闭心态。

　　上述不同的评论，涉及到这一风潮的不同角度，但均不尽完善。事实上，一场发生在广州的规模不大的“粤语风潮”，从多个角度折射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集体心理和存在的问题。

公民行动？文化保守？

　　首先，关于这场风潮是否“公民行动”，笔者持相当的保留态度。毋庸置疑，广州当地部分公民面对由官方主导的普及普通话的趋势，亦即所谓的“国家意志”，用公民行动的方式表达捍卫作为方言的粤语的地位，这本身无可非议。

　　更何况，从历史上看，岭南文化长期与中原文化相比，处于长期边缘化的地位；而岭南文化地区的人们，又对于包括其方言在内的本土文化具有至少不亚于其他地区人们的执著与热爱。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化都对当地人们具有足够的亲和力与凝聚力。在这一框架下，方言也就具备了较之标准语更为随意和同质认同的特点。

　　但与此同时，环顾全球各地，如果说方言折射了亲切与同质认同，那么标准语则意味着庄重与大气，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准。正如人们在欧洲很难设想一个操浓重南德乡音的人会具有较高教育程度一样，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标准语水准如何，可能也会成为衡量教育程度的一个外在特征。

　　更重要的是，对方言的过分强调以致走向排他的地步，则一定反映了那个地区人们相对比较封闭的文化心态，全球各地已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与相关学术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是美丽的，但也是具有局限的；正如标准语庄重但却缺乏一定的亲切感。两者场合与功能不同，本身不具有可比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生在广州的“粤语风潮”，作为当地民众自发的保卫粤语的行动，甚至在一定程度带有抗衡官方意志的成分，都可以理解。但人们同时不可忽视了在这一风潮背后的文化心态。

　　广东地区无论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还是在过去百余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直都曾领风气之先。这是广东的独特之处和魅力所在。广东地区的人们对其地域文化的珍爱，也成为华夏多元文化中的一道风景线。但同时也不可否认，这种对地域文化的珍爱，有时一不小心跨越了界限，走向了相对保守的地方文化心态，以致在全国范围内，人们总觉得广东多年来虽有闯劲，但缺乏创意；虽有勇气，但缺乏大气；起步很早，但难以迈出更大的步子。这种格局上的缺憾，一定程度上来自广东地区人们文化心态上的相对保守。

　　因此，当人们谨慎肯定“粤语风潮”中抗衡官方意志的“公民行动”元素时，也须指出这一“公民行动”背后的相对保守的文化心态。
有助启发文化心态思考　
　　既然文化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视野和格局，那么发生在广东的“粤语风潮”实际上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意义。环视全球，凡是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国家，无不遇到面对外来移民的问题及其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争论。事实上，如何面对外来移民，撇除一系列事务层面的讨论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次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心理历练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多元文化社会”究竟能否实现？保护本土文化如何与吸收外来文化相结合？保护本土文化如何才能不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借口？这些都成为“后工业时代”国家普遍面临的集体心理和文化挑战。凡是成功跨越这些集体心理和文化挑战的国家，必定是在历史上经历过思想启蒙洗礼的国家，反之则必然是经济虽发达，但文化心态依然保守，而最终其经济竞争力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的国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国就有一场围绕“主导文化”（Leitkultur）的公众讨论，表面上似乎是涉及对多元文化下主导文化价值观的讨论，实际上则切入了德意志民族精神深层的一些保守成分。

　　今天的中国与“后工业时代”当然还相距甚远，因此欧洲遇到的这些问题与中国仍恍如隔世。但中国历史上缺乏启蒙思潮的洗礼，中国国民集体精神世界处于混沌杂乱的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终有一天，当中国也进入“后工业时代”并面临对外来移民和外来文化的抉择时，中国大多数国民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十分耐人寻味。

公共讨论何以成为街头抗议？　

　　所有上述讨论的问题，都是值得在广东公共媒体上讨论的的问题，而且完全不涉及到任何政治敏感的因素。

　　遗憾的是，从“粤语风潮”产生至今，在广东这个曾经是中国（包括在媒体领域）最开放的省份，人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这一问题的公共讨论。相反，包括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节目在内的一些善意和建设性点评“粤语风潮”的节目，播出当天在广东一些地方都受到了“迎客松”待遇（编按：指用迎客松的画面来屏蔽）。

　　既然公开的渠道无法表达意见，那么走上街头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于是，一场本来应该在广东媒体公开展开的讨论，最后竟演变成街头抗议，其间的教训是深刻和惨痛的。

作者为凤凰卫视评论员

● 陈定远
　　７月中，世界第一大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罚款5亿5000万美元，7月底，另一投行花旗（Citibank）也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罚款7500万美元。高盛被罚最为引人注目，其被罚款数额之高，为历史之最，然却被认为处罚太轻，让高盛有轻易脱罪之嫌，一般认为罚款应在10亿美元以上，方为合适。这些处罚，暴露了金融市场里大量存在的欺诈瞒骗行为，让人摇头叹息，也说明监管之不易，让人怀疑新监管法令是否能杜绝金融市场的不当行为。

　　高盛的案件要比花旗的案件来得复杂。显然，当局施以高盛较轻的处罚，与他们挑高盛较轻的罪行来处理有关。话说在2007年初，在次贷危机开始时，高盛推出一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名曰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来销售。这是一种将许多不同风险的房地产次贷按揭，捆绑在一起作为抵押来发售的一种证劵，以便在金融市场募集资金。高盛和其他投行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对市场作了详尽的分析，看坏美国房市，决定推出销售这个复杂新颖的衍生产品，让美国以至世界各国来投资购买。结果美国房市崩溃，借房贷者违约，大部分的按揭便泡了汤，CDO赖以支持的按揭一下子价值全失，投资者血本无归。

　　难怪美国证交会在追查这个案件时，便指责高盛推出这个金融衍生产品，企图欺骗客户；而这个产品的推出，最后导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另一边厢，高盛自然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它将卖出CDO这个曝险部位投了保，用的就是恶名昭彰的信用违约互换合约（credit default swap, CDS）。CDS其实就是一份保单，按此信用违约互换合约规定，购买CDS者在贷款人违约后，可以从售卖CDS者处得到赔偿。但是美国证交会如何才能证明，高盛推出的是注定要失败的金融衍生产品？胜诉难度极高，因而转控高盛在销售CDO时，没有披露某些相关重要信息，这是轻而易举能够证明的事实。原来高盛没有披露的是：这个产品是经由一个名为保尔森的对冲基金，负责挑选次贷按揭而设计成的，并以此下注对赌；在此对赌中，保尔森的利益，与债务抵押债券投资者的利益恰恰相反。亿万富翁保尔森后来因此获利约10亿美元。当局至今还没有谴责保尔森行为不当，反而提控了高盛的一个副总裁，因为他参加了这个产品的设计。

高盛认错不认罪

　　虽然美国证交会和高盛取得和解，让高盛认错不认罪，一般认为，证交会应该继续追究高盛的法律责任。高盛的不当行为并不少。别的不说，在欧洲希腊引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和高盛脱不了干系的。为了加入欧盟，按规定，希腊的债务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希腊于2001年在高盛的帮助下，将比例高达百分之十三的债务，利用货币互换合约这种衍生产品，把债务降到符合加入欧盟的条件，欺瞒了欧盟。9年后，东窗事发，希腊因为无法偿还大量到期债务，引发了史所未见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高盛的做法在技术上虽然没有犯法，但却非常不道德，属于瞒骗行为，帮助一个主权国家去欺骗一个国际组织，极为人所不齿。

　　为什么说高盛所为并不犯法但却不道德？因为高盛帮助希腊以购买货币互换合约借到大量的美元，以衍生产品方式换成欧元，是不需要以债务为项目计入资产负债表的。法律规定，买卖衍生产品属于资产负债表外的项目，不必表现在账目上。因此希腊举借大量外债在账面上看不出来，于是瞒天过海，欺骗欧盟，终得所愿加入欧盟为成员；然而从此种下祸根，今年把希腊政府搞得焦头烂额，引起欧盟其他成员极大的愤慨，但又不能不救助。高盛如此作法不能说是符合道德规范的。高盛的这个作法，和下面要谈的花旗银行的作法是类似的。

　　花旗银行被罚，是因为花旗将400亿美元的债务，不当是债务列入资产负债表，而当成销售项目列入，犯上了欺瞒股东的过失。事缘花旗在2007年10月的发布会上说，其在次贷证劵曝险的部位，已减低45%至130亿美元，并大言不惭地吹嘘说他们具有高超的风险管理技巧。其实花旗当时的曝险部位数额惊人，总额为430亿美元，没有对外公布。花旗将其中400亿美元的债务列为销售而非债务，欺瞒了股东。

　　为什么说这是欺瞒行为呢？这400亿美元来自销售债务抵押债券，债券一旦到期，花旗便须偿还这400亿美元，因此它确确实实是一笔债务而非销售所得。将之列为销售所得，就能大大降低负债和资产的比例（即杠杆比例），达到美化资产负债表，欺瞒股东的目的。倘若将这400亿美元列为债务，则杠杆比例大大升高。杠杆比例越高风险越大，杠杆比例越低风险越小。原来花旗高超的风险管理技巧，竟是来自这样笨拙的会计欺瞒手法。当美国证交会调查追究此事时，花旗便马上承认错误接受罚款，声言这是一个无心的过失，不是存心有意的。试问花旗的会计师是最好的，能让人信服这是无心的过失吗？而且数额如此巨大！

　　投资银行以他们雄厚的实力，能赚取最大的利润，以最高的薪酬，网罗了最优秀的人才，用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去进行金融市场里的寻租活动（即无经济贡献，却能赚取大量利润的活动），这无疑是国家社会最大的资源浪费。可惜可惜！
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必须加强监管。最近奥巴马总统签署后生效的新金融监管法令，在规范金融机构行为的过程中能否发生巨大的作用，仍未可知。法令归法令，执行归执行，纵有再严厉的法令，如果执行不力，也只是空文一纸。我认为金融市场这种欺诈瞒骗，营私舞弊的现象，仍会继续发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作者任教于澳洲墨尔本蒙纳士大学会计金融系